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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记忆项目和文献遗产的教育与研究

 

文献遗产的教育和研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应开发教育研究的新形式、新工具,用于公共领域文献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这个提议是在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大会上通过的,与世界记忆项目密切相关。这个提议作为国际法律工具,虽然没有联合国公约那么大的约束力,但比宣言效力更大,将使世界记忆项目受益。因此,我想就此谈谈世界记忆项目教育研究的新形式、新工具。

 

大约5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了教育和研究分委员会,世界记忆项目总干事和执行委员会参与其中。众所周知,随着入选《世界记忆名录》项目的增多和世界记忆项目各地区委员会的快速发展,文献遗产的教育研究变得格外必要。首先,教育和研究分委员会的使命是制定策略和方案,使世界记忆项目、《世纪记忆名录》和世界文献遗产制度化,获得可持续发展。其次,我们分委员会还致力于针对世界记忆项目开发创新性课程,借助网络手段开展跨学科、国际化研究。

 

教育和研究分委员会只有5个成员,人员较少肯定无法覆盖所有领域。因此我们迅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网站上建立了一个官方网络。这个网络覆盖了我们的合作机构和会员。在国家档案馆层面,我们的官方合作伙伴包括格鲁吉亚国家档案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韩国国家记录院等。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广范围的合作伙伴。

 

我们的个体会员包括档案从业者、图书馆从业者、大学教授等。机构和会员之间没有等级之分,但是我们还是区分了机构和个体,这是合理的做法。比如我的同事帕帕·摩玛·迪奥普先生,他是世界记忆项目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副主席,同时也是一名档案学教授,也是我们教育和研究分委员会的成员。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世界记忆项目都要与档案馆、图书馆和国际档案理事会、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等机构和组织进行紧密联合。这些机构是我们项目的基础,另外我们也需要其他领域的合作伙伴,比如历史文献领域的教授、专家都是我们理想的合作伙伴。再举一个例子,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不久前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们正致力于东亚文学比较史学这一大型项目,届时会出版五六卷图书。我们向他们提议,出版图书时附上光盘,并收录东亚重要文献,比如作者手稿、作者照片或画作,如果是现代文学的话,还可以包括作者访谈、语音记录等。这个项目具有很大的合作潜力。

 

再举个例子,知识媒体研究中心是来自德国的合作伙伴,他们正在进行虚拟文献相关系统的开发应用。届时,文献遗产可以在智能手机上进行查看操作,人们可以将其放大,看到极小的细节,可以点击屏幕进行翻转,就能看到文献背后的讲解。随着更多功能的不断开发,还可以将文献遗产应用到研究教育之中。这就是非文献类机构与世界记忆项目合作的例子。

 

另外,从去年开始学校成为我们新一类合作伙伴。我们刚去过中国澳门,拜访了世界记忆项目的第一个官方合作学校。我们也希望与中国大陆的学校进行合作。这就需要把文献遗产相关内容纳入学校教学。合作形式可以借鉴我们在澳门的项目,也可以通过档案馆建立特殊合作。学生可以集体到档案馆参观,了解历史文献遗产,学习历史、政治等方面内容。另外,我们正在开发世界记忆项目相关的学校教材,在教材中,我们给出了例子,展示如何将文献遗产和《世界记忆名录》应用到全世界的学校教学中。这是全新的工作,但是新事物往往能更好地促进发展。

 

我们还有一项工作是建立世界记忆知识中心。现在,各国都有一些致力于世界记忆项目和文献遗产工作的小型档案馆、专门性档案馆或图书馆,以及专门收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记忆资料的机构,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记忆知识中心,指引公众到这些机构进行查询利用,了解《世界记忆名录》收录项目的基本信息等。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在中国澳门的同事已经在当地成立了世界记忆知识中心,这是全新的尝试。下一个记忆知识中心可能会设在韩国安东,安东拥有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以及传统木刻遗产,我们就成立韩国世界记忆知识中心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这可能会成为第二个世界记忆知识中心,同时,我又从塞内加尔的同事那里听说,塞内加尔对此也很感兴趣。这些记忆知识中心既要发挥实体中心的作用,又是虚拟档案馆。它们要对世界记忆项目给予支持,还要收集有关文献遗产的资料,还要注重收集与国家和民族记忆相关的资料。

 

我们还应该寻求与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协同合作。许多档案馆拥有世界文化遗产资料,能够为相关申遗工作提供很好的帮助。例如,在战时,波兰华沙曾经几乎被德军完全毁灭,但是因为波兰同事成功保存了关于这座城市的资料,华沙才得以重建。由此可以看出文献对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这一点在今天的叙利亚也能够得到体现。比如,巴尔米拉正被伊斯兰恐怖分子摧毁,但是这座城市较好地保存了自18世纪以来的文献、精致的画作和现代照片,当某些地方需要重建时,就要用到这些资料。如果没有这些资料,重建工作就无法实现。所以我要再次强调,文献对文化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有着重要作用。

 

文献遗产的获取和利用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文献遗产获取和利用的含义。获取和利用分为两层含义,首先是接触了解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所藏内容的权利,然后是通过技术手段,主要是通过网络利用这些内容成为可能。我们可以看到文献既是载体又是内容,获取文献既是使用这一载体也是使用这一内容。我想以一份德国文献为例,在一张25×20厘米的草稿纸上写满了文字。当你在档案馆找到这样一份材料时,根本无法辨别它形成的时间,因为它并没有给出详细的时间。去鉴别文献的形成日期,虽然是一项很有趣的工作,但也经常无法完成。其实,这份文献材料来自我的博士论文,我花了很多年去解读这份文献的全部材料。经过判断,这是一份19世纪、包含了很多重要信息的文件。实际上,辨析1825年到1833年之间的材料是很困难的,但是无论是图书馆专业人员还是档案馆专业人员都无法确定精确的时间。这份文献仅仅对某些特殊研究有意义,如果把它放到网络上,它并没有什么用处,这是我的感受。

 

在欧洲目前有这样一项工作,欧洲文化图书馆项目正在努力把一切与欧洲文化遗产相关的内容放到网上,每个人都在为这个项目努力,这个项目将一直延续到2025年。但是我认为,如果把我刚才举例所用的材料放到网上则没有什么意义。就文献遗产来讲,我们需要寻找更合适的方式进行文献内容网络化利用。举例来说,像欧洲文化图书馆开展的这个规模较大的项目,我们就需要为文献遗产添加很多注释,否则有的文本将没有人能够读懂。利用文献不仅仅意味着通过网络展示文本、图片、地图等,更需要采取全球观进行统筹安排。如果某些文献只与某地区相关,那将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该文献已经被收录进《世界记忆名录》或世界记忆项目的地区名录,则说明它具有全球影响力,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不是仅仅把图片展示给全世界读者。想象一下,如果只是把来自中世纪的波斯地图放到网上而不做任何注释说明,这对于伊朗以外的读者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想改进网上现有的文献内容,我觉得在未来大约50年里,我们需要在档案馆、图书馆及全世界的学术圈之间建立一个桥梁,网上大量的文献信息是由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和其他相关专家提供的,如果涉及数字人文等学科时,我们需要在世界记忆项目相关机构与学术圈之间建立联系。目前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在大学开设世界记忆研究这一专业,致力于跨学科、国际化研究,以文献资料为主要学习内容,运用信息通信技术,促进虚拟文献研究,惠及多个学科。在最初阶段,它不需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可以作为档案学、历史学、哲学、博物馆学,甚至是工程学这些拥有悠久历史的学科的补充学科。所有这些不同学科紧密合作,就可以逐渐发展出世界记忆研究相关的独立学科,这是我的想法。在中国澳门,类似想法已经开始实践,在德国,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把更多的文献资料放到其他学科中,这对历史专业来说就很实用。

 

我们正在为中国澳门、德国、巴西、阿联酋阿布扎比开发世界记忆学校教材,我们开发的电子书将包括学校模块及对现有课程的补充课题和活动。我们正在寻找可以纳入教材的最佳实践案例,比如,如何组织学生到档案馆参观或者让学生到图书馆获取知识,这些都很常见。但是我们需要收集这些实践的信息,与世界各地分享不同地方的实践经验。很多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都有很好的教育项目,我们需要把这些项目与文献遗产联系起来。

 

最后,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国际咨询委员会及教育和研究分委员会,我们会为世界记忆日、各国的法定节假日、主题周等提供活动建议,并且组织学校活动,我们会针对不同国家给出不同方案。希望大家协助我们寻找合作伙伴,共同推动世界记忆项目教育与研究事业的发展。

 

(作者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国际咨询委员会副主席、教育和研究分委员会主席 洛塔尔·乔丹)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12月13日 总第3309期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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